1971年6月，图们同志率领内蒙古军区军宣队，来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支左”，任革委会主任，后任院党委书记。

图们将军

当时“四人帮”还十分嚣张，无孔不入地干扰着各方面的工作，挑动派性，制造混乱，处处出难题、设障碍，要开展工作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内蒙古农牧学院是“文革”浩劫中的重灾户，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内伤”远远重于“打砸抢”造成的“外伤”。不同的群众组织之间、整人的和被整人之间、乃至于受害者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宿怨近仇难解。全院师生员工都对军宣队寄予厚望。可是鉴于以往的经历，又对军宣队有时默然相对，持有一定的保留。内蒙古农牧学院那时虽说有了“革委会”，可是“革委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在全院师生员工中根本没有多少威信。总之，军宣队犹如进驻一片刚刚解放的“新区”，这个新区还是“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上级对军宣队的要求，不仅要在短期内做好平反昭雪、解放干部、教育群众、恢复建立党政机关等一系列的善后工作，还要复课闹革命，边办学、边探索教育革命的新方向。

图们同志经历过战火硝烟，有及时抓住战机、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在部队党政部门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又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熟悉法制工作尖锐性、全局性、时效性、复杂性等的专业特点；受过高等教育，对高校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所以，他率队进驻内蒙古农牧学院之后，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了工作。他集中精力狠抓了两项工作：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学院内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民主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紧紧抓住、抓好了依靠力量，很快就稳定了大局。

图们同志手迹

二是搞好教育革命，尊重教育规律，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尊重教师的劳动，发挥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虽然那时“四人帮”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进行疯狂的破坏，自治区还有一股要加紧肢解内蒙古农牧学院的舆论。可是，图们同志有冷静的头脑，善于明辨是非，在他灵活的妥善处理下把内蒙古农牧学院的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为后来的内蒙古农牧学院的恢复、重建，节省了难以估算的人力、财力与物力。

他根据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给全区高校发出《关于高等院校开办试点班的通知》精神，以一个军队干部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展了内蒙古农牧学院畜牧专业、农牧业机械专业、林果专业试点班的工作。他配合内蒙古革委会生建部、水电局在巴盟举办了3个月、共有50名学员的短训班；主持了内蒙古林学院与内蒙古农牧学院合并、成立林学系的工作；主持了院工军宣队、院革委会联合写出关于校址选择报告（乌盟、巴盟、包头郊区4个旗县7个点）。他语重心长地特别强调了一种那场“文革”浩劫特有历史背景下的严峻性：“搞运动，科学地理解执行党的政策最关键啊！有时也难在一种干扰上。可是，搞运动，也要考虑为国家、为党、为党的事业培养懂专业的接班人问题。现在社会上对这个大学说法很多，办，还是不办？怎么办下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是个文词，可能反映出现在的形势。要分析形势，才能把握学校今后的脉络。这个大学要保住，分，也还要分别去办，还要发展，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他主持了内蒙古农牧学院第3次党员大会，恢复了自“文革”开始后瘫痪的院党委，选出了党委委员25名，又亲自主持院党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举办了“草原建设学习班”，对象是自治区各旗县及兵团的草原工作干部。1972年，他主持恢复了院长贡嘎丹儒布同志党的组织生活，主持了学院的招生和调整工资工作，以及恢复共青团组织、召开第八次团员大会等工作。

原内蒙古农牧学院纪委书记胡春同志及回忆文章

图们同志坚持原则，一身正气，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在内蒙古

农牧学院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给各族师生员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老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可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仅仅是个军宣队呀！他不是一届，却是一任院党委书记，他在校时间很短，却有效地刹住了一些“文革”中的歪风邪气，干了好多保护老干部、老教授的好事。他在临去世时的80高龄时，当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长包革命同志了解他在校期间的情况时，他依旧谦和可亲、实事求是，但不提自己在“艰难”中所做的贡献，十分感人。

原内蒙古农牧学院纪委书记胡春同志惊悉图们同志去世后，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您为内蒙古农牧学院没有白白花费心血，在建立校史展览馆时，主持这项工作的校领导虽然没有见过您的面，可是感于您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历史发展中所做的贡献，还是写上了浓浓的一笔；您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近两年，没在学校留下一张照片，他们经过多方努力，才找到了一张制成图板高悬在校史馆中，供师生员工怀念、瞻仰、学习……

附：

图们将军

图们1928年出生于辽宁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给王爷看坟墓的。童年的图们一边割草、放牛、喂猪补贴家用，一边还要给王爷家祖坟添土、修树，举行祭奠仪式。用图们的话说：“我17岁以前一直是个奴隶。”图们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深情地说：“我最感激父母的就是供我念书，让我有文化。”由于父母一直鼓励他念书，尽管家境贫困，16岁的图们还是考上了伪满设立在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兴安学院”。两年后，图们又考入了“东北军政大学”。1946年底，图们被分配到内蒙古骑兵第一师，之后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浴血疆场。在参加过的战斗中，图们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2月在康平县大衡道子参加的一场战斗，那次战斗中他担任指导员的炮兵连击毁了敌人2辆坦克，被师部授予“战斗大功”。“为什么叫‘战斗大功’?”记者好奇地问道。“那时候，还没有一等功、二等功的说法，我们就是‘大功’了。”他回答道。

1948年图们被调配到政法部门工作，历任团保卫干事、师保卫科长、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大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后调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4年晋升上校，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革”中，图们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任“革委会”主任，后任学院党委书记。他曾为内蒙古农牧学院被停办、被肢解的社会传言而忧心，顶着压力，整顿恢复学院党委的工作，主持开展教学活动，解放老干部，逆境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后来图们也受到冲击，被定为“三反分子”而受到审查、关押。“文革”结束后，图们被调到总政“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79年8月，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处长的图们，被选调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两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当时我有三个职务身份，”图们说，“我是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同时任总政审判林彪集团案件办公室的副主任，还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

图们感叹：“这次审判的意义极其深远。参加这次审判是我一生经历的最大的案件。”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每个主犯有3名检察员负责控诉，其中必须有一名“军职的公诉人，这样易于了解军队的情况，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指控。”图们说：“我们在起诉书上写的每一条，都有充分的证据作支持。那个时候《刑事诉讼法》已经公布了，我们是严格依法办事的，有矛盾的证据不能用来定罪。比如，我们就没有采用大字报作为证据，用的证据都是我们自己去采访收集的。”图们自信地说，“我们的起诉是有根有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986年，图们调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在工作期间，图们经常接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局以及总参、总政、总后转来的军事立法草案稿。图们说：“我们法院的同志经常议论，军事法院是个审判机构，审判部门怎么能立法呢？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法院也没有经验，还得再去找其他部门……这样既影响立法质量、又影响法院的审判工作。”“当时全国人大有法工委，国务院有法制局。军委在宪法上是独立的……军事立法的量也很大，为什么军委不成立一个法制局呢？”于是他与解放军军事法院的张建田等同志一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成立军委法制局的建议。“总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找了几个同志开始论证，并提出了一份报告。”1988年3月，图们列席了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并阐述报告内容。5月，中央军委下发文件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法制局，并决定把图们留下来，给军委法制局“打个底”。图们说：“当时我已经到了60岁的离休年龄，但是军委破格给我授衔，要求我作为‘专家型’领导，为军队法治建设做点贡献。”

于是，直到1990年离休前，图们一直为筹建军委法制局的工作而忙碌。图们主持起草的第一个军事法律是《军事设施保护法》，他说：“军队几十年来流血流汗建立的一些国防工程，有被地方开发的，有被地方占用的，有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严重泄密，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所以这个立法我们很重视，很快就起草完毕。”此外图们主持工作期间，军委法制局起草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等重要法规。

有人曾建议图们离休后去当律师，而图们却选择了著书立说。离休后的十几年间，图们共出版了10部书。其中《特别审判》、《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刘少奇蒙冤始末》等均成为同类书中的“第一部”。同时图们还主编或审定了《中国军事法学》、《军事法概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史概述》、《中国法律大百科全书军事法卷》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军事法制方面的论文。

这位从奴隶成长起来的将军，形容自己的一生是知足常乐，这种心态从何而来呢？图们说：“我身边的战友，数得过来的，很多没有看到新中国；很多看到新中国了，但是没有看到改革开放……我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一名将军，从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到法学家，组织给了我太多的荣誉。我有什么理由不知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