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1 日上午，美国的世界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欧文（Owen J·Lattimore）带夫人、孙子，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到内蒙古农牧学院参观访问。
拉铁摩尔·欧文
80岁高龄的拉铁摩尔·欧文先生是国际有名的“中国通”，亦十分精通蒙古语。他兴致十分高，听取了学院革委会主任图们同志介绍的学院情况。图们同志说：“您精通蒙古语，也了解内蒙古，内蒙古是因为有几千里的大草原，英明的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建这么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发展中没有中专、专科的历史过程，建的时候是一步到位的本科大学。从它的创办开始，内蒙古才有了本科大学，办了20年，给全国和内蒙古解决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具有草原畜牧业大发展专业知识的革命接班人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我们国家、党中央把眼光放在了内蒙古的草原上，有党的发展畜牧业的政策、草原上也就有了懂科学、有文化、有畜牧业科学知识的革命化的新牧民。”
拉铁摩尔·欧文先生重点参观了畜牧、兽医两系的饲料分析室，养羊学实验室，草原标本陈列室，病理标本室，寄生虫学标本室，家畜解剖学实验室和兽医院等。在养羊学实验室里，他告诉接待人员：
“我以前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过苏联，他对育种工作很有研究。他向苏联提出不断，采用杂交不好，要选择好的种畜互相交配，注意纯化培育。你们搞得内蒙古羊中最好的乌珠穆沁羊品种，这是非常好的……”
在参观实验室时，他详细了解了双峰驼的习性。他对这所大学1958年教师们自己动手研制的冻干标本非常感兴趣，赞叹不已：
“这是只有在中国的内蒙古可能看到的。在世界别的地方、别的大学里，看到这样精心制作、世界一流水平的标本恐怕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多次来到内蒙古。对照着解放前内蒙古的荒凉景象，看到眼前这所充满生机的大学，拉铁摩尔·欧文先生颇为感慨：
“社会主义在中国生长起来了，使中国、使内蒙古发生了巨变。一件解放前在中国的内蒙古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出现了，农牧学院的建成，这是过去在内蒙古建大学的梦啊！梦想成为现实了。你们这个大学搜集的标本资料齐全。特别是草原专业的设置很有必要，这是为内蒙古设置的，也为世界设置的。兽医方面的中西医结合搞得也很好，今后的发展我看是十分乐观的……”
在访问过程中，他还不时地用汉语向陪同前来的北京朋友讲了跳鼠的习性、翻译成蒙古语的准确名称、讲了三河马的形成经过。在看到牧场上分布的主要饲用植物及代表性牧草时，他问了冷蒿、油蒿及芦苇的蒙古文名，并说道：
“冷蒿是长在戈壁上的，羊最喜欢吃，吃了这种草的羊肉很香啊！”
谈到内蒙古的地方小吃时，他幽默地说：
“萨拉齐当年有个小饭馆的烧麦好香哟！羊肉大葱馅儿的。那羊肉，我看也是吃了这种冷蒿的羊的。我看过他们制作烧麦的过程，简直像是专门的技艺表演。那里的烧麦我吃过，好吃，终生难忘。美国人，你们所说的，哈哈，经常喊‘打倒’的，哈哈……‘美国佬’制造不出来，如有可能我还要去吃上一次，或者更多次……”
他在访问结束时用汉语说：
“看了你们的蒙古文教材、实验室、标本室都用蒙汉两种文字标明，这是很好的做法，有利于蒙古族学生掌握知识。用两种文字、语言授课很好，我很高兴。如果西方国家的兽医能到你们学院，我深信可以学到很多只有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才能学到的东西的，如牲畜的针灸麻醉，用不到1分钟的时间用中草药给家畜止血等，你们做得…… OK！哈，太漂亮啦！有魔术大师、戏剧表演的进镜头的价值呀！”
拉铁摩尔·欧文
拉铁摩尔·欧文（Owen J·Lattimore，1900~1989），美国东方历史学家。1900年7月29日生于华盛顿。次年随双亲来到中国华北，后被送往瑞士、英国上学。1929年哈佛大学毕业。1920年～1921年，先后在中国的天津、上海工作，并担任北平和天津报纸的记者。1922年～1926年，在北平和天津为阿诺德输出有限公司工作。1926年辞去公司职务，开始过旅行和写作生活。1929年起去后在社会科学研究学会、哈佛—燕京学社、约翰·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和太平洋学会等机构的资助下，研究满洲、蒙古等问题。1934年～1941年，任太平洋学会出版的《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1937年回到美国。1938年～1963年，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师。1941年受总统罗斯福的委托，在重庆当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2年回到美国，被任命为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副局长。1944年曾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后辞去战略情报局职务，回到霍普金斯大学。1945年～1946年，任驻日经济使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1950年任联合国阿富汗技术援助考察团团长。1963年～1970年，在英国利兹大学任中国问题教授，1970年起为荣休教授。196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讲课。曾在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并于1937年到过苏区。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8月来中国访问。会讲汉语、蒙古语和俄语。著有《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1929）、《满洲——冲突的发源地》（1932）、《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40）、《现代中国的形成》（1945，与其夫人埃莉诺·拉铁摩尔合著）、《中国简史》（1947，与其夫人合著）、《亚洲的形势》（1949）、《诽谤的考验》（1950）、《游牧民和人民委员——重访蒙古》（1962）、《边疆史研究》（1963）、《中国的历史和革命》（197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