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峻（1901~1987），字维崧。祖籍土默特旗右翼六甲包头镇，为蒙民“巴氏家族”宗系户之一，“五世同堂”，家族颇殷实富裕。祖父海宝和其父章勒丰，在清末民初曾是包头蒙民中的显要绅士。文峻排行老二，少年入土默特第三小学堂（即包头福徵寺召院第五小学的前身）和包头私塾读书，后入天津第一中学学习。上学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与诸多热血青年接受先进思想，参加了新文化学潮的爱国运动，与周恩来、马骏、韩麟符共同领导了天津“五四”运动。周恩来、马骏、巴文峻等赴北京请愿，还发动天津、北京千余名同学围堵新华门，被军阀强行关在天安门院内，并声言捉拿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后又组织全国各界第二次进京请愿，巴文峻等学生被反动军警扣押一个月零八天，后经周恩来营救，将他和其他同学接回天津。

巴文峻先生

周恩来在南天组织“觉悟社”的同时，巴文峻则与于芳洲、韩麟符（均系党的早期著名革命家）等组织“新生社”，与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并肩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傅钟、张若名、李福景、巴文峻等197人乘法国邮船“波尔加”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的中国，还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中，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追求光明、追求解放，在黑暗的岁月中摸索、苦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他们为解除民族的灾难和痛苦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五四”时期，“八君”革命青年曾被捕入狱一月又八天，后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后合影

                                        留念，后右一为巴文峻，后右三为郭隆真（女），此照现留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按其历史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阶段。1919年以前，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初期或准备阶段，倡导者主要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有志求学的中国青年到法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输入西欧的文明，企图以此代替国内的封建文化，振兴实业。这一活动，在当时基本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1919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研究新思潮、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我国青年最关心最迫切的愿望。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促进和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他们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借助于这一活动，更好地学习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救时良方”。在这个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挥着主导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空前规模。在1年多时间里，全国就有近2000名青年学生赴法，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当时的英文名字叫乔·耐特。他住在一个法国老太太家中，她对周恩来关爱备至。当巴文峻等同学到法国老太太家看望周恩来时，她总是夸赞“乔·耐特非常勤俭、好学、聪明，文质彬彬，是个中国好学生、好青年……”巴文峻在法国留学期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参加过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巴黎小组学习与活动。一次，法国警察到他们的居住地来抓周恩来，但警察又不认识周恩来，便问：“你们之中谁是周恩来？”巴文峻挺身而出，声言他就是周恩来，结果被带到警察局。未等警察审讯，巴文峻先发制人，反问警察：“我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抓我巴文峻？”“什么？”警察顿感蹊跷，“你说你就是周恩来嘛。”巴文峻机敏过人，矢口否认：“你们当时恐怕没听明白，我说我是巴文峻。”他又用另一种口气戏谑道，“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张冠李戴，你们搞错了！”警察无可奈何，看了他所有证件，确认不是周恩来，不仅立马释放，而且还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其实当警察破门而入时，巴文峻就意识到是来抓周恩来，因而果断地冒充周恩来，为他安全转移创造了条件。巴文峻还用家中的钱，支援周恩来等同志作革命活动经费。巴文峻1923年考入法国鲁昂化工学校读书2年。1925年考入格昂大学读书3年。毕业于法国格昂大学化学专业。留学期间，与法国一位工人的女儿鲁易斯·杨格尔结婚，生有一女名叫莉丽娅，家在法国鲁昂。女儿从小也入了法国籍。1928年巴文峻回国，妻女没有同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联系。

巴文峻先生手迹

巴文峻归国，正值国民革命胜利，政府迁都南京，国民党正在刷新政治，图谋统一全国稳定大局之际。蒋介石为了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对蒙古族出类拔萃的留洋生巴文峻百般关心，青睐有加，先发给一笔优厚的安家费，后派他任专员出使尼泊尔王国，调解尼泊尔、西藏纠纷。巴文峻到尼泊尔，国王为了中尼友好关系，亲自出宫迎接并用二十一响礼炮迎接他，以迎国宾之礼款待。巴文峻在职期间，以熟练的英法两种语言活动在外交场合，受到国王及诸大臣的尊敬。出使期间大大增强了睦邻友好关系，蒋介石对他的外交活动非常满意。归国后，即委任他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使他发挥所长，增进边疆民族的团结稳定工作。

1933年德穆楚克栋鲁普（亦称德王）在察绥地区搞“内蒙古自治运动”，南京政府曾派巴文峻以视察专员的身份，来内蒙古察绥地区深入各盟旗调查此事。他察访了半年多时间，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返回南京即向中央据实汇报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要求和动态。1934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委派黄绍竑为中央全权代表，来绥远百灵庙（当时“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中心所在地）同“蒙政会”进行协商，讨论“内蒙古自治区”的方案问题。在百灵庙“蒙政会”会议上，绥（省）蒙（旗）双方讨论激烈，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黄绍竑采取推脱策略收场，满口应允蒙方提出的《内蒙古自治方案》条例，诡称《自治条例》呈明中央后再行公布。可是当他返回南京后就矢口否认对《条例》的承诺，激起了旅京蒙古族同乡人员及中央军政两校蒙古族学生的愤慨和强烈抗议。巴文峻在那次抗议请愿会上，站在蒙古民族的立场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说，质问当局，使之无言以对。旅京的蒙古族同学听了他的讲话，精神振奋，受益匪浅。黄绍竑自食其言，撕毁了《内蒙古自治条例》，使察绥盟旗的蒙古族人民认清了国民政府的面目，但也使蒙古民族内部出现了裂痕。亲日派王公贵族借此作为他们亲日投日的理由，代表人物德王改弦易辙，公开投向日寇。此前，绥远省政府从南京请来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并通过巴说服云继先、朱实夫等进行“兵变反正”。这年春节期间，云继先、朱实夫、苏鲁岱、任秉钧在绥远省政府与秘书长曾厚载、35军旅长金中和与巴文峻共同商定了具体计划，约期进行兵变——这就是百灵庙暴动的前奏。巴文峻看清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本质，对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消极对待了，并于1934年向当局请求将蒙事处处长职务与楚明善的监察院监察委员进行了互调。从此，他就当起了有名无实的监委委员。后来，国民党中央又让他参与“绥境蒙政会”，拉拢蒙旗王公人士靠近国民党。他成了“绥境蒙政会”的委员，并兼该会驻京办事处处长。

“七·七”事变不久，绥包沦陷，“绥蒙会”人员撤迫到伊克昭盟。该会委员兼秘书长荣祥（当时任土默特旗总管）携带该会印信和少数人员从包头渡河出走伊盟，把“绥蒙会”的印信等物交与当时担任“绥蒙会”委员长的沙王。

1938年经巴文峻、荣祥、沙王等人联名报请中央批准，恢复了“绥境蒙政会”，设立在伊盟沙王府，巴文峻担任秘书长和驻渝办事处处长，负责经费的筹措和联络工作。抗战时期，他经常来往于重庆、伊盟之间。1945年日本投降，他匆忙返回伊盟，征得委员们的同意，将“绥蒙会”从达旗迁来包头西边的公庙子（地属乌拉特前旗）暂驻办公。1948年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包头，他即带领“绥蒙会”部分人员从公庙子撤往宁夏。1949年9月23日，人们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解放宁夏。当日，阿拉善旗扎萨克达理扎雅，在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积极推动下，宣布起义，并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宣布阿旗“各族人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巴文峻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4年，巴文峻时任阿旗人民政府秘书长、甘肃省蒙古自治州（亦称巴彦浩特蒙古自治州，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去电邀请巴文峻到北京参观新落成的苏联展览馆。总理第三天接见了巴文峻，谈话时间大约为90多分钟（本来秘书约定接见5分钟，巴文峻在接见时满告辞，总理连说“不急，不急”，一再挽留）。总理详细询问了巴文峻近年来的情况，总理准备让巴文峻留在北京工作。巴文峻感谢总理对他的关心与爱护，要求回内蒙古老家。临行前，周总理赠送了巴文峻一个镶有金黄边的瓷碗作留念。巴文峻从北京回阿旗路经包头看望儿子巴振江时，把瓷碗交给儿子巴振江并告诉是周恩来总理赠送的。1958年，巴文峻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周总理到内蒙古视察期间又会见了巴文峻。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在内蒙古插队学习时，经常去巴文峻家中看望。

巴文峻曾任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他一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劳动改造时都精心培育着学院的花草、树木。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巴文俊在林学院工作的十几年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关心师生生活，许多人遇到困难时都愿意找他解决，连学生得了急病，半夜来敲门，他都马上派车送往医院，他身为林学院分管后勤的院长，处处以学院的利益为重，1964年学院盖了第一栋住宅楼，18户中有6户是3室，4户是2室半的，他不但最后一个搬进去，而且只要了最小的2居室。他说：“教授需要大一些的房间备课搞教学，我没有关系。”按照他的资历，应该享有更高的待遇，但他从来没为自己的事向组织要求过什么，都主动让给了其他同志。巴文峻在担任副院长期间，努力使后勤工作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林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在恢复学院原建制的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不但多次在政协提案中提出，而且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建议。

十年内乱中，巴文峻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识大体、顾大局，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相信党的政策。虽然身体已伤残，可他从无怨言，也不给组织找麻烦，相反，还不辞辛苦地带病为各方求助的青少年教授外语和书法，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培养出许多人才，并不记报酬地为许多单位翻译资料等。巴文峻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邓颖超亲自到内蒙古厅与委员们见面，并看望巴文峻，还把总理与巴文峻的同学情义向委员们作了详尽介绍。在一次内蒙古组织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上，巴文峻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经历以及留法勤工俭学时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情况，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周总理逝世后，巴文峻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悲痛。派学生去北京送了花圈，上面写着：“翔宇，安息吧！”当时周总理叫“翔宇”的名字还鲜为人知，引起了不少人的询问和采访。巴文峻还写了不少诗以示对总理的深切悼念，其中有一首七律《悼念周总理》：

声望勋名意志向，五洲四海慕云霄。
山昏日落天地暗，月冷春残江汉潮。
天道为何栋梁折，人情怎奈股肱夭。
苍苍不德斯民怨，淮泗幽燕空寂寥。

1987年，巴文峻先生去世后，邓颖超送了花圈。周秉建代表邓颖超参加了巴文峻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在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这样评价巴文峻先生：

……建国以来，巴文峻同志坚持自我教育的方针，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方针，他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担任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期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青年教师辅导法语。他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关心师生生活，关心科研工作，为林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巴文峻同志是我区有影响的蒙古族领导干部和爱国人士，他的逝世是我区统战工作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朋友、老革命、老同志。我们沉痛地悼念巴文峻同志，要学习他不断进取的顽强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联系群众，广交朋友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为建设富裕、文明的内蒙古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