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和先生是我最慈爱的父亲，也是我今生今世永远的先生。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陪他散步，而且我们之间还经常有一些简短的交流。我时常看到父亲和来到家里的同事热烈地探讨教学中的问题，看到父亲长时间地读书读报……就这样我16岁半就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之间那段时间里，因为自己年龄还小，不懂得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在我23岁那年，父亲去世。很多事情也是在父亲过世后才逐步回忆和知道的。从那时候起我才发现原来父亲在我心中像山一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依靠。平时他的言传身教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我，使我终身受益，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从小很听奶奶的话，非常爱读书，6岁就开始大声朗读，后来从老家新化来到长沙，在一些亲戚的帮助下继续学习。父亲求学的道路非常艰难，最困难的时候，他借了亲戚朋友一些钱，为了还钱他曾去照顾连别人家人都不愿陪护的结核病人，甚至端屎端尿，父亲也因此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由于父亲从小学习基础好，又天资聪明，所以在从小到大的各类考试中总是成绩优秀。他崇拜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很大，同时也学习社会科学。他认为不求名不求利的发明家、科学家对社会很有贡献。在学习中他对外语产生了兴趣，以自修的方式达到了后来能够翻译的水平。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话不太多，但酷爱读书，从看很厚的外文书到每天必读的报纸。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的情况下，父亲还是阅读大量的资料和书籍。他说：“任何民族和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拒绝智慧。”一次我看到他在翻高中的化学，我奇怪大学教授还看高中课本，父亲说“这都是基础，要温故知新”。父亲善于思考，喜欢探讨并且关心国家大事。有一次我陪父亲去修皮鞋，由于刚下过大雪，修鞋师傅抱怨雪天生意不好做，父亲笑着对师傅说，对你个人来说可能影响生意，可是这场雪对于农民和国家来说明年可能是个丰收年。

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自然界的山水，喜欢听听音乐，打打篮球，同时他从学习和读书中得到了很多乐趣，也懂得了很多哲理。他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后来把这本书送给我带到生产建设兵团，也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当我问到他是否容易动感情，他说：“人是万物之灵，有高度思维能力，所以都有丰富的感情。但感情和理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感情必须在理智之中。我在遇到事情时，都是用理智来处理，而不是用感情。但有时心里不愉快时，想到古人的诗词，与头脑所想共鸣，所以喜欢背诵，这也许是不健康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很小从老家出来，求学就业辗转南北，尤其是来到内蒙古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回过湖南老家，难免会有思乡之情。学习工作几十年，后来又是学术界的带头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白专、红专道路”的年代，也时常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人和事情，难免会有一些感慨。还记得父亲念过的一些古人诗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我曾经和父亲探讨过对人生的看法。他说：“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否则容易胡思乱想，生活在世上要有一个目的。”父亲讲他的人生分为3个阶段：一是1927年以前结束中学的学习，因为没有条件挣扎着，学而优则仕。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在长沙曾经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讲习班，班主任是徐特立，教导主任是位国民党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联系人是一位姓罗的县委书记，1年多之后参加纪念南昌起义的游行后与党失去联系，从此父亲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二是1932~1949年，为了生活、名利、职业，怕失业，一直努力工作。其间在重庆参加全国考试到美国，看到美国的物质文明、生活水平，对思想有些影响，想到国家落后，应当为国家做点事情；三是解放后，想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做点事情。近二十几年就是以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但是回想起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也没有作出什么太大的贡献，自己认为没有达到对自己的要求，感到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力量是渺小的，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少年时期转眼到了老年、残年了。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忆往事，当感到自己一无所成时是很痛苦的，希望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达到自己希望的目的。

父亲终身热爱自己从事的这份教学和研究，同时也非常爱自己的家人。在奶奶的眼里，他是个听话孝顺的儿子；在母亲的眼里，尽管他走南闯北但始终是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在儿女的眼里，他是个既严厉又慈祥的父亲。不论在教学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是身教重于言传，语重心长地传授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他生活朴素，但对于老家的亲戚、乡亲们毫不吝啬，多年来始终接济他们的生活和孩子的学习费用。记得“文革”前，我的大姐在内蒙古大学上学期间去搞“四清”，她们班的有些同学家里很困难都戴上了手表，可父亲只给她买了个闹钟让她在农村早点起床。1969年，我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父亲也只是给我买了一部收音机，让我学习用。父亲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解放前，他在兰州任代理处长，临走时一个工友把墙上一副挂毯卷到他的行李中，他发现后马上拿出。他说他走过很多地方任职，临走时不是他的东西一定放下，后来有一次我的堂哥去他的办公室拿起一张信纸写信，父亲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你要写信自己到外面去买信纸。父亲还在很多小事上教育我们不要追求奢侈的生活，而那时父亲的工资是学院里最高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从教育我们“食不语，寝不言”，到长大后又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他说对于人的区别不容易，要经过几番考察，在名利、生死、患难时最容易认识一个人。那些在顺利时过分亲近，只讲好话、恭维话的人不能作为朋友，要警惕。对于坏人一是避免接触，二是针锋相对，对好人要记恩报恩，但君子记恩不记仇。回想起父亲这些话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君子的气概。父亲说他最欣赏两句话，一是毛泽东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孙中山先生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1975年3月，父亲在内蒙古医院病重住院时，对我提出3点希望：一、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二、加强对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计划性、目的性与坚持性；三、注意身体健康，加强锻炼，生活要规律化。

晚年的父亲因为身体的因素，喜欢安静、散步、吃一点小零食。1973年，他在身体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应国家农科院的邀请去北京编了几个月的书，当时我去北京看他，还一起去了颐和园，他的心情很好。父亲始终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对于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心怀感激。作为原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建校元老，对于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招待宴会中，自己挨着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就座非常高兴，他深知这是乌兰夫主席对内蒙古畜牧业的重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充满了对国家的信任，没有半点个人的抱怨。在他病情危重的最后时刻，他还念念不忘说等病好之后要写几本书。父亲以他坚强的毅力和高尚的品格走过了几十年的艰难历程，为发展祖国的畜牧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逝去，使国家失去一位优秀的专业人才，使我们失去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先生，他留给我们永远的教诲和无尽的思念。

（此文是作者于2011年12月为纪念彭文和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彭汉廷

彭汉廷，女，汉族，1952年12月出生，湖南新化县人，副调研员。系彭文和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