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内蒙古农业大学（原内蒙古农牧学院）收发室的收发员，大家都会交口称赞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王有生。

虽然老王的文凭与这所高校里大部分人相比不值一提，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和职业操守却一点也不比专家教授逊色。在农大这样的高校里，有不少人或是功勋卓著、著作等身，或是依靠多年丰厚渊博的学识而蜚声学术界，总之，许多人都是功成名就，个个都是桃李满天下。而老王的成果却是他多年来用帆布袋驮回的一摞摞书籍、杂志、学报和信件。最让历届毕业生感激和难忘的就是，每一年的新生档案都是凭借他的一辆旧自行车、两个大帆布袋、一双飞快如梭的双手一件一件地取回来的，几年后又是他把学生的毕业派遣书（档案）一封一封地发往全国各地。可以说，农大的前两个图书馆期刊室的资料，都是老王一车一车地驮回来的，农业大学的奖状和荣誉以及诸多科研成果里浸透着老王的汗水、承载着老王的辛劳。

即使如此劳苦功高，老王也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加班费，平均每年按100天计算，40多年，无偿加班就是4000多天。从1959年到2000年退休，其中包括寒暑假和周六、日，即使是大年三十、初一也雨雪无阻。甚至有一年，他的腿动了手术，也坚持让家人用排子车把自己拉来分拣信件、报纸和杂志。

和老王同在收发室工作的，只有一位伤残军人，他们却担负起一座现代化大学的收发工作（当时其他高校收发室一般有四五个人，而且依靠邮局用车送来报信，下午才分拣），长达40多年，快捷、准确无误。其实，本来邮局是给送杂志、报纸和信件的，但是要下午才送来，为了让全校3000多名学生和900多位教职工及早看到杂志、报纸和家书，老王就亲自去邮局取邮件。随着信、报量的逐年增加，他的普通自行车变成了加重型的；装信、报的帆布口袋从小逐步变大，从一个变成两个……他熟悉每个人、班级、院系、单位所订报纸杂志的类别，有时人还没走到窗口，他早就看到并且已经把信、报、杂志递出。以至于有一年，学院让老王出去旅游，走了20多天，收发室临时借来了四五个人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摸不着头绪，直到老王回来才算救了驾。1979年老王荣获教育厅和内蒙古总工会先进个人，还多次荣获政府机关文件交流第一名的荣誉。

提起老王分拣报纸信件的技术，那可是一绝：报、信到了他的手里就像耍杂技一样，飞舞、翻滚一会儿就准确无误地飞入各自的信箱，有人甚至为此专门来观赏他的分拣表演。他记忆力超群，全校哪个人、单位、班级甚至是家属订什么报、杂志他都一清二楚，你看他边嘴里念叨着订阅者的名字边把报、信、杂志飞出窗口，决不会把报、信弄错搞丢。

尽管从来没有人给他制定具体达标要求，但老王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甚至服务到家。到了下午，他还经常把无人及时来取的报、信、杂志挨门挨户送到办公室、送到家，有时电报还要亲自送到本人手里。不仅如此，他还担负起给学校发送档案、文件、机要的工作。在老王担任收发工作的40多年间，许多临时驻住农牧学院的机关、团体也托老王代收发，虽然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得到的仅仅是一面感谢的锦旗或赞扬的话语，在他看来已经很满足了。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Email、没有QQ，就连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信件就成为人们传递家音、友人联系的最主要选择，每天上午九十点钟，总有许多人开始在收发室前等待，甚至有许多人站在大门外向西翘首眺望，他们在等待着信件：有上学学生对家书的期盼；有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思念；有亲友间的问候和挂念；有学者对资料的焦急盼望……这就更显出了收发工作的重要和老王40余年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

收发员的薪水并不丰厚，但老王却能够拾金不昧：1963年，当时老王工资只有38元，但当他拾到200元现金时，立即毫不犹豫地将钱如数上交。

老王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的工作也很平常：就是四十年如一日地把家音传到每个思乡人的心里，把新闻事件、消息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把知识通过杂志、学报传递到广大师生的大脑……老王是在农牧学院第一任院长贡嘎写的回忆录中仅仅提到的三个人之一。

40年寒来暑往，农业大学的学生进来了一批又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老王额头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增加了一些又一些。这一批批的学生认不全所有的教职工，甚至全校职工相互之间不可能都认识，但所有的人都认识的人——那就是老王，他的名字叫王有生，因为大家都离不开他；而他热爱这份工作和这校园里的人们，他也离不开大家。

孙伯筠

孙伯筠，女，汉族，1955年3月出生，辽宁辽阳市人，副教授。1978年10月～1982年7月在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学习，1994年7月调入原内蒙古农牧学院任教，2010年3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