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本校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工作，主讲课程为《作物栽培学》，科研方向是马铃薯栽培生理。在本校一直到68岁退休，既没有改行，也没有调动单位，一干就是一辈子。

回首往事，虽从事教育工作，但自己觉得最突出的业绩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这里就如何走进科研领域及其结果的一些故事，做一个简要回顾。

我从1958年毕业参加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基本没有搞什么科研工作，主要是下放锻炼，做些当地农作物的调查研究，搜集一些农业生产有关资料，充实和提高感性知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院校受到了很大冲击，学校停课，教师无课可教，每天除了念念毛主席语录，看看大字报，就是在家做家务，业务工作全部停止了，谁都不知道将来要如何发展。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是第三年了，这年冬季，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和植物所的一些学者、专家共商要召开一次全国马铃薯研讨会，交流一下这些年科研进展情况，商讨今后科研工作如何合作开展。学校派我和另一位老师去参加会议。那时我对马铃薯知之甚少，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会议。可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几年没有接触业务工作，一到会上就如饥似渴地向老专家请教学习。在会议期间，紧跟在老专家的后边，他们每讲一句和马铃薯有关的话我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和多位专家及科技人员建立了联系，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和种薯、种子等实验材料，如获至宝地带回到学校。当时还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要搞试验研究，既无经费，又无试验设备和条件，更没有领导支持，弄不好还要被扣上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怎么办？当时去开会的只有我们两位老师，回来后又有3位老师要参加。我因为出身成分好，马铃薯又是我的本行业务，研究任务又是我开会带回来的，因此，我便成了当然的带头人。由于参与的人员增多，为我壮了胆、增强了信心。就这样，我们5人决定自己动手，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业余时间做我们的“黑”试验。我们一起动手在教学农场挖了一个种薯贮藏土窑，又向教学农场租用了两亩土地。没有经费怎么付土地租金呢？最后和农场协商的结果是：两亩土地可不付租金，但秋天收获的产品材料，除为第二年试验必须留用的种薯外，其余产品一律归农场所有，不得私自动用。就这样，我和我的同行伙伴们开始走上了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科研道路。

开始我们沿着前人走过的路——搞杂交育种。当时除了每天参加主席著作“天天读”之外，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中，实际上也是自我摸索和学习的过程，谁都没想过将来会出什么成果，获什么名利，只觉得有点事干，比白白消磨时光要好。从此，每年春天大家都拿起铁锹和镐头，顶着风沙和烈日，一株一穴地把试验田播种下去。出苗之后，大家又拿起锄头锄草、浇水，整个生长季几乎每天都要到田间观察记载，还要在最炎热的季节，每天坐在田间进行马铃薯杂交工作5~6个小时。到了秋天，先按株收获杂交果，分组合保存，然后再收获种薯，这项工作要全部用铁锹一株一株地挖起来，考种后再装袋，需要留用的种薯，再搬运到贮藏窑内。我和我的这几位同行伙伴们，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了，但同志们从无一句怨言，都干得非常起劲。

4年过去了，我们的育种材料越来越多，由最初的2亩地，已扩展到6~7亩地，而且在农村设有若干基地。1974年，按照毛主席“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的指示精神，学校分别搬到了内蒙古4个盟市，由一所学校变成了4所学校，我所在的农学系搬到了黄河灌区的临河县狼山公社。为了保存好辛辛苦苦育成的这些材料，并把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搬运到新校址。黄灌区土壤盐渍化很重，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马铃薯是不耐盐碱的作物，又是需水量较大的作物，在生长季灌溉之后，盐碱上返，大量死苗，长势极差，给品种选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学校迁到农村，吃、住、交通等各方面条件更是极端恶劣。就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我们还是坚持干了两年，在这两年间，不但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原来繁育的不少材料也都被毁掉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根据上级的指示，当年冬季学校又迁回原址，我们把存留下的种薯材料又运回原校址。从1977年开始又恢复了原来的研究工作，试验材料越来越多，试验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科研小组的成员却由5人减为3人，后来只留下2人，这时的工作量更大了，投入的时间更多，劳动强度更大。回忆起来似乎很奇怪，当时既没有什么奖金，又不多给一分钱的工资，但不知为什么，那时的干劲是那么十足，从没想过放弃这项工作。

1978年，我们的科研工作，被自治区科学大会评为优秀科研成果，并登报表彰。虽没有奖金和证书，但当时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看到了自己的工作被承认，这条路没走错，应该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这时学校也给予了部分经费资助。1979年，申请到了自治区资助的第一项正式课题——马铃薯产量形成与变化规律的研究，经费是50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数目的经费。此后，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走上了正轨。高校将要恢复招生，学校领导又推荐我参加编写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作物栽培学新教材马铃薯部分，借此机会又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马铃薯主产区的科研院所、高校和生产现场进行调研、参观，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和品种材料，大大促进和提高了研究水平。

1980年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转折的新起点。在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和所走过的路程时发现：选育了很多株系和品系，也陆续有参加区试的预备品种，但却没有一个过硬品种被应用到生产上，最后只留下一个高淀粉型的品系，也因生育期过长、薯块过小、产量低而无生产应用价值。

10年的摸索路，虽没有育成新的品种，但却初步掌握了马铃薯的遗传规律、生长发育特性、国内外生产概况、存在问题和研究进展动态等，对提高教学质量和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并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目前的马铃薯原始材料资源库中的基因是贫乏的，杂交后出现抗病高产优质品种的概率极低，又加上我们人力有限，所做的杂交组合数量少，每组进行的杂交花朵远不够多，这注定是无法得到优良品种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定把研究方向由选育品种转为栽培生理，又从头开始了。这一年国内有了马铃薯学术刊物，我们把过去10年间研究的结果系统地进行整理分析，写成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在马铃薯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得到国内广大同行的认可和好评。

在此基础上，又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我们连续申请到多项自治区和国家的科研项目，每项课题都取得了满意成果。1984年自筹资金与我的合作者刘梦芸建成了马铃薯研究室，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1985年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92年和1998年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1986年至1987年被公派到日本留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日本马铃薯生产和科研进行考察、进修；1988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同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参编出版了《中国马铃薯栽培学》；1995年与合作者出版专著《马铃薯栽培生理》；先后共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12名。累计推广马铃薯脱毒种薯和技术咨询等达500余万亩，被同行和群众誉称为马铃薯专家。目前，这项研究工作在我的接班人的主持下还在继续深入地进行着。

门福义

门福义，男，汉族，1934年2月出生，辽宁海城市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8年9月来原内蒙古农牧学院任教，2002年4月退休，现任中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顾问委员。